其實是一種哲學。 一個小故事（真假有待考證，但卻很能說明問題）。牛頓是基督徒，他做了一個太陽系的模型放在自己的實驗室，一位無神論的朋友看到後，深表讚嘆與佩服，問牛頓「這是誰做的？」牛頓說「一堆材料放在一起，它們自己就成了這個模型」。朋友很顯然不會接受這個說法，牛頓反問：「這樣的小模型，你都相信是有一位創造者，何況這浩瀚的宇宙呢？」 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在面對令人敬畏的自然現象時，都會讚嘆「大自然的創造」、「大自然的傑作」、「大自然的智慧」！這在邏輯上是矛盾的，一方面，無神者不相信什麼「神明」的存在，另一方面面對大自然令人讚嘆的景觀時，又不願意相信這個宇宙和世界不過是毫無意義、毫無秩序、毫無生氣的機器而已。但是如果相信這一切真的是一位「造物主」、「傑作的工匠」、「智慧的上帝」（如同基督教的上帝）所造的，那人勢必要面對道德上追討和責任。與生俱來的崇拜性和敬畏性是我們生命中本能的需要，但是對道德責任的罪疚與逃避又本能地揮之不去。有沒有可能我們自己創造一套理論，可以滿足我們心靈深處某種難以名狀的「sublime」，又使我們無需負上道德責任、面對道德的追討？自然主義和進化論本質就是如此。進化論和自然主義在過去幾百年能夠傳播如此之迅速、接受度如此之廣泛，甚至被視為真理，其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它們發現了真理（實際上它們本身的困境相當多），而是因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把一位讓我們不舒服、不得不向其負責的上帝（我們本能不願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趕出我們的世界，讓我們可以心安理得。

宗教往往是人向內對自我心靈形而上尋求的產物，人似乎總是需要為自己建立某種超越物質界的目標以求的上進與安息。因此對道德上至善的追求，對更高的自我成全的追求，對良心的追求成為宗教的基礎。無論怎樣，其核心總是人和人自己的「自我實現、自我成全」或者用更加宗教化的說法「自我救贖」。 但是只要我們假設基督教聖經所宣稱的上帝真實存在，人就會被逼退到一個逃無可逃、避無可避的尷尬角落，如同亞當夏娃吃了禁果後暴露在上帝面前的那一刻。 讓我們想像一個場景：一位至高、至善、聖潔、公義的上帝真的存在，此刻你站在祂面前，你看到國際上、國家內、家庭內許多敗壞的行為時，你會對上帝說什麼，「你是至高的、至善的、聖潔的、公義的上帝，你一定不會贊同這些事情，否則你就不是良善的上帝！」照著聖經，上帝當然不會贊同這些行為，然後上帝說「我會審判罪惡，絕不姑息」。你會對上帝說什麼，你一定會非常贊同上帝對罪惡審判的行動；但是困境就在於此，當你表達完你的贊同後，你會發現祂用烈火一樣的眼睛也看著你，因為你自己的良心知道某種程度上，你也應該站在被審判之人的隊伍中。這就是困境所在。如果上帝不是至高、至善、公義、聖潔的上帝，我們一切對「真、善、美」的追求最終都毫無意義，毫無希望；但是如果祂真的是至高、至善、公義、聖潔的上帝，成為「真、善、美」背後真實的意義，但是我們又必須盡全力地逃避祂，免得我們受審判。正如Lewis所言，「我們不能沒有祂，我們也不能有祂，上帝對我們是唯一的安慰者，同時又是我們最大的恐懼；祂是我們最需要的，有同時是我們極力逃避的」<Mere Christianity>。 這絕對不是我們期望為自己建立的宗教，如果上帝真是如此，我們需要的就不是宗教，而是從祂而來的救贖。

在很多人類的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認知不是僅僅停留在「理性」的層面上，例如在我們的道德生活中，特別是在我們的「心靈生活中」sublime，哪怕一點點的讚嘆、感謝、驚嘆都不是出於我們抽象的理性活動，更何況是面對關於「上帝」的知識。在我們生活的很多層面，理性會告訴我們它自己的範疇與限制，它也會幫助我們，指引我們去使用其他的方式來獲得知識，例如經歷與體驗。當你拿到一顆蘋果，期望用理性去思考它的味道時，立刻就會發現理性的限制，實際上，如同Lewis所說，理性在指導你用其他的方式去探究：「去嚐一嚐」。在這個經驗成為現實後，你就獲得了「蘋果味道」的知識。 我們對上帝的認知也類似。如果基督教所宣稱的上帝是活的、真實的、道德性、位格性的上帝，那麼對他的認知就遠遠超越了理性的範疇，理性會告訴你，這不是它自己的功能。如果完全依靠理性功能，我們甚至無法獲得任何關於上帝的知識，因為正如螞蟻的故事，第一隻特殊的螞蟻之所以能夠帶給他的學生們關於人類的知識，是因為它看見了，經歷了，而不是依靠抽象的自我思考，儘管那些知識還只是停留在使用「消極」語言的描述上。